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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钱专栏 | 纪念我的母亲-陆明盛

老钱:纪念我的母亲-陆明盛

此文基本写成于三年前,由于这几年忙于参加在美华人的参政活动,而错过了两个周年纪念日。如果母亲还在,今年就是一百岁了!现在母亲的诞辰100周年和去世三周年之际,发于此时,以此纪念我的亲爱的母亲,并告知她散布在各处的学生,同事和朋友。 所以文中的时间表述,除了明指的,仍然是以三年前为参照。

纪念我的母亲 – 陆明盛老钱  5/17/14 — 5/25/17

我的母亲,陆明盛,在2014年5月30日凌晨,3点二十分,与世长辞了。享年97岁(注:如果还没有走的话,今年就是一百岁了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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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十六岁时为姊妹婚礼上做伴娘.

我于28日半夜里赶到Boston。在最后的30小时里,我都一直陪在母亲身边。困了就在妈妈的床头歪下。虽然妈妈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,地方仍然不够。我说,妈妈,给我一点地方好吗,她就会把脚收起来一些。这次妈妈没有说过一个字,只是“嗯嗯嗯嗯。。。”。偶尔会发出一声长吟。护士说妈妈是因为太瘦了而引起的疼痛,但是她习惯了坚强自制。第二天早上,护士来给妈妈清洗过后,我过来叫妈妈,妈妈立刻显出激动,举起手来要搂我。我俯下身去,妈妈搂着我,我们头靠在一起,脸贴在一起。直到她,我估计,她的膀子举不动了,才放下。后来,这样有过几次。

母亲的衰竭过程始于去世前的两年之前。当时,妈妈的饭量,活动量都在剧减。经常说累了,就回床上去睡觉。一天里,很多时间在睡眠中。而且,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。于是,医学判断是进入了生命最后6个月的临终期/Hospice。过了6个月,母亲的状况保持基本不变。所以这个临终期的判断和措施就都被撤销了。直到2014年三月,母亲的饭量,活动量进一步剧减。体重下降到75磅,血压84/50,脉搏60。于是就又被宣布进入了临终期。我于四月底到波士顿,陪伴了母亲两个星期。期间,母亲仍然能清楚说话,还能起床,虽然自己立起已经困难了,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。还能自己上厕所,也能搀扶着走去餐厅饭桌。睡得更多了。母亲最钟爱的食物是虾。过去她什么都不想吃时,但是对虾还是来者不拒的;现在也开始拒绝了。一顿,顶多就是喝几个盎司的流质,包括果汁,牛奶,米糊。妈妈还会说梦话:“他们看到我的条子,就知道了。。。”,问她是什么,她很自信地说“嗯”。。。我知道,她又在梦幻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和晚辈做实验了。妈妈也经常做恶梦,惊叫“姆妈,姆妈,姆妈。。。”;那是叫她的母亲,我的外婆了。

母亲是从南京药学院(现在叫南京药科大学)退休的。虽然退休了,还是继续在工作,编译,改论文,带研究生。我们家,与药科大学的校园就是一墙之隔。我们家,经常有教师和学生来访的,谈工作,谈学习,谈药学。我们家就是教研室的延伸。直到1986年,我母亲离开大陆,带着女婿和外孙女赴美与我的妹妹团聚。那时,母亲已是69岁了。

母亲是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毕业。毕业后,就在上海的医院(现在的上海华东医院)里工作,从药剂师,做到药房主任。直至,赴美留学,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药。回国后,就在南京药学院做了一辈子的教授。1957年,又受“党和人民的信任,委托”去莫斯科大学“深造”了两年,进修“社会主义”,“修正主义”的药学。她的一辈子,都是“浸”在“药”里了。一直在药学的园地里,辛勤地“耕耘”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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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在去莫斯科之前

我在美国,无论到了哪个城市,总会遇到她的学生和晚辈,也因此认识了他们的子女。

美国的各个学科领域都有一个最高权威的学术杂志。当时,每年都会在杂志的封底页出(考)题。全世界的学生学人,都可以把自己的答卷,寄给出题的杂志。这些杂志,及相关的学科,或相关的学校,就会从这些来自全世界的答卷中,选出优秀的学生,发给奖学金,直接资助他们到美国学习。具体的机制,我也不清楚。反正,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事了。但是,我知道,我的父亲母亲,都是这样出国留学的,无钱无势,没有关系没有背景。他们始终都非常以此自豪,“我们不是‘公派生’”。。。(那个年代,能出国留学的,不是富豪官宦子弟,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公派,到了“解放后”整知识分子的时代,国民党的“公派”就成了一项原罪)。就是这样,一无所有,就凭自己的学识,靠这样的途径来美国读书的。
我的母亲和父亲,从苏高中起就认识了。然后就相伴了一辈子。上个世纪初,苏高中是江南极富盛名的学校;蒋介石的儿子,不够格,照样拒之门外。1951年,母亲跟着我父亲,满怀热忱地回到大陆,建设“新中国”。

我母亲是嘉定人,地主家庭出身。年幼时,外公就去世了,于是家道中落。外婆带着两个女儿,如履薄冰一般地战战兢兢,小心翼翼地过日子。但是,外婆还是很开明,能接受新思想,新道理。阿庆嫂的原型就是出自她们的家族,还出有一个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活埋了。一“解放”,外婆就把剩下的田地和家产交公了。她还有一个“义子”是志愿军。所以在那一场翻天覆地中,倒没有吃到什么苦头。可是,文化革命的翻天覆地就来得更彻底了,思想怎么也跟不上了,也没能过得去。

外婆的小心谨慎,对母亲影响极深,也养成了母亲极其谨慎的性格。母亲经常告诫我的,就是外婆经常告诫她的。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格言就是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和“祸从口出”。

此外,妈妈也留给了我很多极其接地气的嘉定“土语”,什么“螺丝壳里摆道场”,“皇帝勿急急煞太监”。。。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是非常之生动形象夸张幽默,也是非常优美的。以后到我自己插队了,又从苏北老乡哪里学到了很多歇后语,简短的几个词,就是充满了哲理,丰富的场景,传递了大量的信息,让我终生受益。有些是极其粗俗,可是极其形象,道理极其贴切,什么时候都让我想起来就忍俊不禁。

我只有很偶尔机会,听到她谈论苏联。有一次,怎么谈到苏联,她就露了一句,“他们的货架子上什么都没有。。。”,但是随即就立刻敛口了。又一次,她漏了一句,“在公共汽车上,扒手划开别人的屁股口袋,偷走钱包,看到的人,都不敢作声。。。”这就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对苏联,在主流宣传之外的描述。我的母亲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,都是心如明镜样的清楚,是世上最有发言权的人了。加之其他无言的信息传递,我知道,与美国比,苏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。后来当我到了美国,看到美国的发达,也没有什么吃惊了。我并不羡慕美国的物质生活,只是无法忍受无时不刻要说假话的“雾霾”。但是,看到任何一个超市里,都是琳琅满目的丰富物质,立刻会想起妈妈的这个说法。对在什么都匮乏中长大,而又灌满过共产主义幻想的人,还是很震撼的。

但是,妈妈从苏联带给我的东西中,对我印象最深,也是影响最深的是两样。一样是一大盒组合玩具,可以组搭成汽车,起重机,飞机,军舰。。。这就是我喜欢动手,并一辈子追求科学技术的起点。另一样就是邮票,特别是那套像宫殿般雕梁画栋,辉煌灿烂的莫斯科地铁,这就是我一生喜欢邮票的开端。

母亲今年,5月19日,就是是十一天前,我们刚为她过了生日。她今年,97岁,可谓高龄了。(注:如果还没有走的话,今年就是一百岁了)

五年前,2009年,由于健忘而成问题。我们带她去看了Boston地区的著名精神科医生。因此,诊断她是Alzheimer/阿尔兹海默症(以下简称ALZ)早期。ALZ,也称老年失智症。当时按照专家的估计,将在五年内,这个症状会发展与严重起来。

ALZ早期的特征是,失去了短期记忆。

失去了短期记忆,就是健忘,严重健忘。健忘,可能什么人都能扯上一点。有点忘性,容易忘事的人,不用担心。能称为病态的,就应该是,对当前的事情,完全没有记忆,表现为极其频繁地重复一个问题。几年前,我见到她的时候,她问,“你才下飞机,吃过饭了吗?他们(指媳妇,孙子)都好吧”。我回答了。不转眼,不到两分钟,她又问一遍:“你才下飞机,吃过饭了吗?他们都好吧”。接下来,就看着她,一问,再问,三问,四问,五问。。。一直循环重复到,注意力为其他事情转移,而转了话题。

在这个早期特征上,我妈妈的症状是符合了。

我们就兄妹二人。在美国,妈妈主要和妹妹生活在一起。早年是妈妈帮助妹妹,近几年,就是妹妹提前退休,全力以赴地照顾妈妈了。

虽然失去了短期记忆,但是长期的,或者说远期的记忆,却还很清楚。两年前,母亲还会和我回忆父亲的一些往事。也会回忆她的老家,嘉定的事情。她会和我,历数她的老家的产业:在老城中心地带,曾经有多少房地产,在城南,有多少房地产,那些店铺租给了谁,谁谁谁是开布店的,谁谁谁做糕点。。。我问到她,我的外婆那一辈的人物,她仍然能跟我细数,她有几个舅舅,几个姨妈,一个个的名字,及其子嗣,及至子孙。。。包括那个被国民党活埋了的共产党人。

往下的继续发展,她的精力越来越弱了,话语就越来越少,越来越短了。可是,我不认为,我的母亲“失智”了。只要说话,她的理智,逻辑,仍然在。只是能力,精力不够了。

我看过,很多ALZ中期,后期的病人/老人的症状。我看到的他们都是,不仅不能自理,不仅是机能的衰退,更重要的是,大脑,思维能力,控制能力的提前衰退。或者说,脑力神智的衰退快于或先于其他功能的衰退,或者一起衰退。到后来,是完全失智。真是失智,连植物人都不如,不忍相视,因为,完全没有体面和尊严。最让人不忍睹目的,是没有尊严了。那都是耷拉着头,目光呆迟,弥散,瞌睡,嘴咧开着,口水哈喇子挂着。。。根本,就没有语言了,更不能表达任何有意义的话语。。。看不出,大脑还有思维活动。。。

我的母亲,虽然思维能力已经非常弱了,但是,只要睁开眼,总是能保持自己的尊严,总是有基本的自持和礼貌。只要醒来,嘴总是抿着的。眼睛,只要睁开,目光还是凝聚的。目光的凝聚,是鉴别一个人有没有知识,有没有心智的重要标志。什么时候都不忘记说“谢谢”,只要精力够,还是要说“谢谢”的。我想,这既是一辈子为人师表的延续,也是没有失智的标志。

我的母亲,1972年,在乳腺癌手术中,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右手腋下的淋巴系统,所以把淋巴结都摘除了。所以,整个右手,大臂,小臂及手掌,失去了淋巴循环。此后,一直严重水肿,致使整个右膀不仅失去功能,而且,完全是一个累赘。因为,这个膀子的循环不畅,很容易感染发炎,引发丹毒。一发丹毒,就可能影响心脏。。。这对于她,一直是一个严重威胁。

但是,母亲非常坚强,顽强,从来不愿依赖别人,一直是顽强独立自主地工作,生活。在右手膀功能完好时,在家里,我总是看到她坐在书桌前,如果不是在写作或翻译,就是阅读资料。她工作的效率很高,她做的翻译笔记,是一摞一摞的。都成了晚生后辈的宝贵财富。当时我最自豪的就是我们家书架上的各种语言字典,总有十几本。晚年了,又自学了日语。妈妈总是Multi-Tasking/多功能,多任务地工作着。一边阅读,一边嗑瓜子,还要一边打毛线。。。右手残疾以后,毛线就打不起来了。。。但是,还是有同时阅读和嗑瓜子两件事可以继续做。翻书时,一只手不够用,就用嘴帮助,用脸帮助;然后再腾出手来,用夹子把书页夹住,而且一切都要学会用左手做了。。。我就帮她制作了读书架子。们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,就先用硬纸板给她做一个临时的读书架。对我来说,始终保持着一辈子的母亲形象,就是“读书”。退休以后,开始还带着她的博士研究生。再后来,完全赋闲了,就是读武侠小说了。金庸,梁羽生等等的全集,被她一遍,又一遍地通读。到了最后几年里,她一有空,还是坐在我给她做的读书架子前读书,嗑瓜子。瓜子壳已经管不住了,到处散落,也只能跟着扫。问她这本《笑傲江湖》是在看第几遍了,她也记不得了。问她,这章讲的什么,她就敷衍了,“反正就是那些事”。读书,就是她一辈子的生活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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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在看金庸小说.

母亲一辈子的特点,就是轻易不开口要求别人。老了,病了,残疾了,也不愿意开口求人。更没有“颐指气使”过。丝毫没有所谓的地主小姐或教授的架子。坚持自己做一切事。能不求人,就不求人。自己做不了,就忍着,或者就放弃。有时,实在是困难,弄出来动静来,我们听到后,奔去援助。。。

一直到92岁,还是坚持一个人上医院。老年人,每年光是年检,就是七,八科,心脏,血液,视力,听力。。。多年积累下来的医疗资源散布在大波士顿的各个角落。最复杂的是去波士顿市中心的Tuffts医院。从远郊小城市到波士顿市中心,要转几次交通工具。先坐火车出发;到了波士顿最繁忙的南站/South Station,再下地铁;地铁还要转线。进了医院大楼,电梯,上上下下,高层建筑之间的越街的长廊,都像是迷宫一样的。妈妈为了不给还在上班的妹妹添麻烦,坚持一个人去。一天的复杂路径,劳顿,对一个九旬老人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。她总是说:“没问题,我行”。她也真是行。直到最后一次,终于在回家的路上,坐错了火车,迷路了。。。从此,妹妹和妹夫坚决停止让妈妈一人单独远行了。很快,妹妹也退下来,不再工作了。妹妹是精明强干的,资深的IT专家,有设计软件大系统的专长的设计师。为了妈妈,就退休了,拒绝了一切机会。

老奢之年,还坚持不“吃闲饭”的信念。无论到了我们哪一家,都要帮我们做饭。淘米,切肉,打鸡蛋,摘菜,洗菜,切菜,烧,炒。。。反正是想出划出,奇形怪状地“单干”。最困难是切菜。她又不愿意等我们回来。就把砧板放在sink/水池里,一只左手,一顿“乱剁”。。。经常,让我听到,赶到时,看得我,叹为观止。。。这样做出来的饭菜,依旧可口。

母亲做得一手好菜,打毛线,裁剪,什么家务都拿得起来,典型的贤妻良母,上得庙堂,下的厨房。

母亲起床后,立即就要把床理好,崇着右肩,吃力地带着沉重的右膀子,用一只左手,把床单拉直;依次走到床的四个角,一个角一个角地拉。。。

妈妈总是把Laundry/洗衣服的包揽下来。我们还没有回到家,妈妈就做好了。她用一只手,把洗衣筐,拖来拖去。洗好烘干后,就是叠衣服,装被套。想起妈妈教我怎么套被子的。以前,中国的被子都是分被胎,即棉花胎,和被面的。那是要缝起来的。现在,无论是鸭绒的,丝棉的,晴纶的,都是包装好的被胎了,然后用被套套起来。妈妈,把被套里面翻到外面,再把被套在床上摊开,四角拉直,理平;再把被胎,铺放其上。然后,就开始把被套和被胎一起,从被套不开口的一边卷起,往被套开口的一边卷,卷到头以后,把套口打开,把整个被卷反卷进去,再展开,犹如数学上卷积和反卷积的概念。。。反解到头,被套就把被胎套在里面了,被胎的四角基本就在被套的四角里,顶多再拍拍打打,弄更服贴一些。妈妈只有一只手可用了,还是要自己套被套。可是用一只手,就很困难了。开头最难,被胎被套们不听话,肥肥泡泡的。一只手不得劲,就用左手把那只肥肿的废手/右手,拎起来压上,帮忙,甚至嘴,额头都上,左边卷一点,再跑到右边卷一点,再在当中卷一点,一趟要反复地,跑左跑右地忙乎很多次,终于被卷成型了。卷到头了,开始反卷了,更困难了甚至要把身体压上去,又一番搏斗。。。这就是我母亲,只要自己还能动,就不求人!

一直到了93岁的高龄,开始会忘了关水龙头,关煤气了,才被妹妹和妹夫坚决“请退”,强迫“彻底退休”了。

可以说,我母亲一生从来“不求人”。直到最后她的体能衰竭到,自己都无法站立后,实在是几经努力,在床沿挣扎几次都不成功后,才会说“拉我一把”。最后的日子里,妈妈瘦得到75磅时,真正叫“皮包骨头”。只要一起来,母亲立即就想要把床理好,只是力不从心了。。。

她的睡眠时间,越来越多,活动越来越少,说话也越来越少,可是,在昏睡中,仍然在说梦话,能说出句子,能表达意思。说的最多的,最经常的,竟然,还是在带学生做实验,写论文。

一天早上,突然睁开眼,跟我说,“车子在楼下等我”,“他们等我去开会,我要读一篇论文。。。”,关于一个“新药”什么什么的。。。

有一天,突然,感叹地说“毛凤飞不在了。。。”。毛是她的一个早年的学生,其实也小不了几岁,但是辈份比母亲晚了一点点,一直都恭恭敬敬称母亲为“陆先生”。其实,毛凤飞去世时也是药学院的老一辈了,也是人人都要尊称的毛先生了。

虽然都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,此时,她仍然牵挂在心。这是让我有点意外的。

有时,一个上午,一直在“包粽子”,唠叨着怎么泡米,放肉,。。。

有时,一个下午,就是“在图书馆查资料”,嘟哝着什么在那里。。。

她已经常都在梦幻之中。

有时,妈妈突然说梦话:“他们看到我的条子,就知道了。。。”,问她是什么,她很自信地说“嗯,按照我的方法和数据做,没有问题。。。”。。。

就是,前不久,一个海地来的护工和母亲开玩笑,说,“妈妈,我是你的女儿”。我母亲摇摇头说,不是。“为什么不是?”,母亲说,“我哪能有你这么年轻的女儿?你才二十几岁。”护工说,“我四十几了”母亲仍然摇摇头,说“四十几,也太年轻。起码,要六十几。”

什么时候,我的母亲,都没有“失态”过。要么不开口,只要开口还是有条理,有逻辑的。

任何时候,都是关心他人,见到我们,只要说话,总要“问寒嘘暖”。。。这就是母亲。

所以,我认为,我的母亲,就是人到高寿了,所有的生理功能,都在自然衰退的过程中。我不认为,我的母亲“失智”了。

我认为,这是现代医学的尴尬,只是延长了寿命,而没有延长健康和生命的质量。由此产生的生命的尴尬。也是现在全社会的尴尬和难题。

回想起来,我从初中起,就开始住校了。一直住到高中。两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仍然住在学校响应号召,认认真真地“闹革命”。然后就又响应号召,直接上山下乡插队去了。插队回来,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,真正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五年。上大学了,又住到学校去了。直到研究生毕业以后,工作了,又真正回到了母亲身边,一起过日子。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,回想起来,只恨还是太少了。

母亲就是避风港,母亲就是靠山。不想靠,说不靠,仍然是靠山。

我经常会想起一些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。上初中时,妹妹小我两岁,也和我一样住校。每到周末,回到家里,妈妈总是会带我们去碑亭巷美术馆傍边的冰激凌店去犒劳我们,一人一块“中砖”。那时冰激凌也叫冰砖,有大中小三号。一个小孩子一口气吃一块“大砖”,就会冻坏了。那个年代,这个店就是很稀罕了,当时的南京市,可能仅此一家。一人一块“中砖”,也是很奢侈的事了。当时的平均工资大概也就够买60块“中砖吧。

但是,那个年代,父母都是热火朝天地投身在“社会主义”建设和学习,是不太有时间盯着孩子的功课的。社会风气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没有现在的父母的疯狂,大人不是太管孩子的学习,更不用说什么补习,加码了。什么叫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?学习是自然而然,顺其自然的事。

说到冰激凌,不由得不想起里根/Reagan的一段话,他收到一个来自东欧的孩子的一封信,孩子写道,美国真伟大,我喜欢美国,因为在美国我有一百多种冰激凌可以选择。。。这才是真实的童心。

“父母在不远游”,对于现代人来说,就是几乎就像“嫦娥奔月”一样,只能是古人云,只能是美好的童话了。而且,年轻人的心都在外面,对母亲的关心太少了。她去美国的时候,我还正值壮年。到我们成家立业的时候,工作,家庭,孩子几乎耗尽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。

只有母亲是把孩子无时不刻地揣在心里。

到了她晚年,每次我去Boston看她,妹妹两口子或上班,或出游,家中就我们母子两人。母亲总是要想法招待我。都要“请“我看电影。基本上,每天一个。所以,我在Boston看的电影最多。如果是金秋之际,妈妈一定要”请”我吃龙虾,和看红叶。。。我就会开车和她去New Hampshire的White Maintain,那是New England看秋景/Foliage的圣地,漫山遍野的色彩斑斓,层林尽染,“如火如荼”,让人陶醉啊!我们在大自然里,流连忘返,恋恋不舍。。。回来的路上经过与麻省交界处的海港,就去买龙虾。。。

现在我自己也一辈子快过去了,只恨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太少了。对母亲的了解还是有很多空白点。尤其对母亲在学校的工作,在学术上的贡献,知之甚少。于是2014年,在我回大陆时,特地去了南京药学院,现在的中国药科大学,希望和妈妈的老同事们见见面。一方面,向他们为我母亲做一个最后的交代,另一方面,听听他们谈谈我的母亲。我一打电话过去商量,就得到了热烈的响应。开了一个座谈会。除了少数还在领导位置上的,大多数都是退休了。连离开学校多年去当了省级高官的老人都赶来参加了。

主持座谈会的老师说:这里除了一位老人,(是我妈的老同事,但也比我妈晚一点),我们都是陆先生的学生。在药学院的老教授,老教师中,妈妈是“硕果仅存”的最后一人了。

老先生们异口同声地赞扬母亲,哪位没有做过母亲学生的老先生特别称赞说:“陆先生51年回来的,我是54年进入这个教研组的。陆先生没有架子,非常平和,工作认真,正直和热情。。。我非常思念陆先生。。。”

老先生们特别对母亲的风度和美丽端庄,交口称赞,记忆犹新。那时母亲也就三十多岁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听得出,老先生们对母亲第一印象的那种魅力和力度。他们形容母亲,大家闺秀,待人平等,从来没有见过她生气,发怒,从来都是温和儒雅。。。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。

一位老先生说,“53年,陆先生教我拉丁文课,帮助我搞翻译”,“上课讲课,虽然带着书,但是从来不翻书,喜欢制作,应用卡片。。。”,他强调“我除了在81-91,被派去中南海工作了一段之外,都是和陆先生在一起。得益匪浅。陆先生的做人,是为人师表,对我们晚辈是一个优秀的榜样”。

一位老先生回忆,“55年入学,58毕业。。。”,“陆先生从不计较形式,简朴,自带午饭”,“从来没有架子,对学生晚辈平易近人,有问必答,耐心细致。。。”,本来对留美教授的警和畏,一见到陆先生,就花掉了。。。(我理解,做学问的人本来就该是卑谦的,可是在那个崇尚架子的社会中。。。不说了,“你们知道的”)“苏联回来后,开药剂课等,一系列的学科建设,生物学科,英,俄,制剂,生物利用度”,“61年以来,参与主编了一系列的药典和教科书,生物药剂学的建设。。。”

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“年轻教师”回忆母亲,“关心别人,61年困难时候,年轻教师的工资很低,给我很多帮助,让我很感动,永远怀念。。。“

一位老先生回忆起“教育革命”时,下乡锻炼到燕子矶,和其他教师学生一样,吃苦耐劳,从不要求照顾,。。。”,“永远的微笑,从不在人前人后说人”。(我也能记得文革中,我陪妈妈去江宁帮助依廊公社的医院建立无菌操作,蒸馏水等等。妈妈亲劳胼胝,什么都做。也是那时妈妈教会我,做药剂的无菌标准,洗器皿要洗得滴水不挂。自那以后,妈妈总是说,我洗的碗,她放心)。

座谈会极其热烈。基本上是没有我说话,发问的机会了。很快半天就过去了。老先生们也都年事已高,最年轻的,还在职的院长书记也是高我半辈以上了。很多妈妈的晚辈,已经先于母亲去世了。

我想要了解的母亲的学术成就,就来不及了。妈妈一生淡泊名利,留苏时,党号召不要拿学位,妈妈毫无怨言地放弃了。在彻底地批判了“资产阶级”的个人名利主义后,心甘情愿地做默默无闻的“人梯”,不追求个人著书立说。那个时代忽视外文,母亲的外文功力就成为了极其宝贵的资源,为晚辈后生们翻译资料,跟上药学发展的最新潮流,新动态,药物动力学,分子药物学,。。。

母亲在书桌前,阅读,翻译,做笔记,还有嗑瓜子的形象,永远在我眼前。

一个人只有一个母亲,亲爱的母亲,只有到天国再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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